章节_68
ot;
我以总统身份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外国政治活动家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赫?根舍。我们一起回忆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好事——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还是对于欧洲。
12月25日，我签署了向国务活动家们的告别信，我和他们共事6年，解决了不少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生活中新的阶段开始了。然而国际政治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
最后的一幕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作出了决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咨询材料）。此时�
我以总统身份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外国政治活动家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赫?根舍。我们一起回忆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好事——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还是对于欧洲。
12月25日，我签署了向国务活动家们的告别信，我和他们共事6年，解决了不少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生活中新的阶段开始了。然而国际政治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
最后的一幕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作出了决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咨询材料）。此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