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4
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
1954年9月，他指出：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
1954年11月，毛泽东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注意，他认为刚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摘要中有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2在批判这一观点之后，毛相当明确地表示，中国宣布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有理论基础的。
不过，毛直到1955年3月还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3
但到1955年中期，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像《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阐述的）他还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更快速的合作化运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气氛。毛的新思想，还有他新的分析框架，鲜明地体现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这些按语和序言是在1955年底写出来的，他在7月31日号召加速合作化，到这时，正在展开的合作化进程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快。1
从这些论题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某些基本思想的萌芽，比如毛相信动员起来的群众，通过他们的主观努力，具有改变他们自己及其环境的无限性。举个例子，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在赞扬王国藩合作社的一段按语中，毛评论道：“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在另一段按语中，注意到在195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几千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并因此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评论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2
在农民热情和奋斗精神的鼓舞下，毛在1955年写道：
对比一下我们国家与苏联：（1）我们有根据地 20年的经历，又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炼；我们（取得权力的）经历异常丰富……因此，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在十月革命时期，他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政府机器，而且党员数量很少。）（2）我们享有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3）我们的人口众多，而且位置优越。〔我们的人民〕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如果没有合作化，要想得到农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3
因此，早在1955年毛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在农村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获得政权的，而不是在大城市突然取得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时比列宁及其同志们在1917年更懂得在基层群众中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然而，这决不是一种毛当时努力推动的片面的“乡村”革命。虽然他1955年7月31日关于合作化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在中国，集体化应先于机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过早，因为对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准备是很紧迫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毛继续坚持他在1949年提出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里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通过
1954年9月，他指出：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
1954年11月，毛泽东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注意，他认为刚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摘要中有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2在批判这一观点之后，毛相当明确地表示，中国宣布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有理论基础的。
不过，毛直到1955年3月还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3
但到1955年中期，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像《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阐述的）他还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更快速的合作化运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气氛。毛的新思想，还有他新的分析框架，鲜明地体现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这些按语和序言是在1955年底写出来的，他在7月31日号召加速合作化，到这时，正在展开的合作化进程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快。1
从这些论题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某些基本思想的萌芽，比如毛相信动员起来的群众，通过他们的主观努力，具有改变他们自己及其环境的无限性。举个例子，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在赞扬王国藩合作社的一段按语中，毛评论道：“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在另一段按语中，注意到在195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几千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并因此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评论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2
在农民热情和奋斗精神的鼓舞下，毛在1955年写道：
对比一下我们国家与苏联：（1）我们有根据地 20年的经历，又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炼；我们（取得权力的）经历异常丰富……因此，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在十月革命时期，他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政府机器，而且党员数量很少。）（2）我们享有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3）我们的人口众多，而且位置优越。〔我们的人民〕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如果没有合作化，要想得到农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3
因此，早在1955年毛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在农村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获得政权的，而不是在大城市突然取得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时比列宁及其同志们在1917年更懂得在基层群众中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然而，这决不是一种毛当时努力推动的片面的“乡村”革命。虽然他1955年7月31日关于合作化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在中国，集体化应先于机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过早，因为对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准备是很紧迫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毛继续坚持他在1949年提出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里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