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17
允许，毛就会重新确立党对“枪”的领导。他在1971年8月至9月与大军区司令员的一次谈话中论证了这一步骤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上，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统一领导，使军队服从于党。毛说：“地方党委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2
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至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马克思与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深入分析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以前——因为这场运动在1969年以后继续展开了，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表达方式的正确含义。
姑且不论“伟大”这一形容词，它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这是“无产阶级”的吗？是“文化”的吗？是一场“革命”吗？很清楚，毛相信这三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看来，这三者都不真实。但是，毛为何认为它们是名符其实这一问题，正是理解他最后10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毛赋予他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三种属性，其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因而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换言之，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恰当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排列的顺序来分析这三种属性，那么“无产阶级”可能首先意味着“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的这场动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时期，这场运动的突击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尽管工人中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后来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介入却很少体现马克思赋予城市无产者的那种纪律性和对技术现代化的倾向性。
就稍为宽泛的意义来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壮大工人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话，也可以合法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年12月，毛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城市工人的子女将在农村从贫农那里接受“深刻的阶级教育”。1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虽然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但对经济发展的后果却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不过当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目标上。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很多很多的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他接着说：
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2
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经济发展重要性�
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至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马克思与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深入分析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以前——因为这场运动在1969年以后继续展开了，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表达方式的正确含义。
姑且不论“伟大”这一形容词，它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这是“无产阶级”的吗？是“文化”的吗？是一场“革命”吗？很清楚，毛相信这三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看来，这三者都不真实。但是，毛为何认为它们是名符其实这一问题，正是理解他最后10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毛赋予他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三种属性，其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因而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换言之，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恰当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排列的顺序来分析这三种属性，那么“无产阶级”可能首先意味着“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的这场动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时期，这场运动的突击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尽管工人中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后来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介入却很少体现马克思赋予城市无产者的那种纪律性和对技术现代化的倾向性。
就稍为宽泛的意义来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壮大工人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话，也可以合法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年12月，毛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城市工人的子女将在农村从贫农那里接受“深刻的阶级教育”。1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虽然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但对经济发展的后果却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不过当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目标上。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很多很多的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他接着说：
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2
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经济发展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