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大批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珍品都在此展出。政府多次主办在台湾的艺术家的传统中国画和书法展览，以及中国古典音乐表演。军队支持四个独立的京剧团。这些京剧团不仅为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服务，也为公众演出。1

  学术生活仍由“五四”运动时代的幸存者们领导。罗家伦负责文史馆的工作，开始编辑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傅斯年在1919年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在大陆时领导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现已迁到台北郊区南岗的新址，与其他研究所成了近邻。它所公布的当时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档案中有关帝国主义战争及中国国内运动情况的文件，对全世界的历史研究工作都有裨益。

  大陆的某些大学在台湾重新成立。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在新竹重新成立，并在该地为新竹科学工业场提供理工方面的援助。政治大学和中央大学原在南京，现分别重新安置在台北和中坜两地。东吴大学的校友们在台北建设了一座新的东吴大学。罗马天主教会过去曾资助过北京的辅仁大学，现又在台北建立了一座辅仁大学。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在台中创办了东海大学。在台北过去的帝国大学，变成了台湾最有声望的最高学府——国立台湾大学。以上仅是台湾105所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1987年，高校学生共有44.3万人。

  台湾政府力图将岛上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反共队伍，以保卫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同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涌入的思想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冲突。官方认为，台湾既是中国传统的贮藏所，又是自由世界的堡垒。为了从美国继续获得对台湾生存至关重要的支持，台湾当局在自由问题上虽耍些花言巧语，但也给予知识分子一些自由，且不允许两者之间出现太大的差距。台湾当局的上述政治需要，加上社会的迅速现代化，使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文学、音乐、戏剧、艺术和舞蹈上，更广泛地应用西方的主题和艺术形式进行试验。

  台湾文化变革最大的特点是大众文化的传播。这种集新旧为一体的文化因得助于现代科学技术而兴起。半导体收音机很早就出现了，其数量很快成倍增加，使全岛千百万人能听到新闻广播、京剧及通俗音乐。之后，立体声唱片或录音带（多是非法翻录的，并且很便宜）开始普及起来。到1980年，台北的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在车上装上了磁带收放机，以便他们能欣赏自己喜爱的音乐。台湾著名歌星演唱通俗歌曲的磁带，是中国大陆城市中年轻人渴望寻觅的对象。

  政府经营以及私营的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日益增多。这些影片供台湾放映，并在香港及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华侨中散发。到70年代末，台湾制片厂年产影片150到200部，主要是历史片、功夫片、爱情片及喜剧片。就质量而论，台湾片不及日本最好的导演导制的影片，但上座率却很高。到80年代初，电视已成为接近公众最有效的手段。1979年，台湾电视机总数已超过300万台，约每5人1台。1台湾电视节目受美国的影响，也结合变革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播放新闻和文娱节目。节目包括杂耍、台湾剧、日间播放的连续剧、历史剧，以及一些教育和公众服务影片。全岛3家电视台靠广告收入维持。到1979年，播送的节目几乎全部是彩色的了。

  过去30年来，台湾发行的日报数量没有大的变化，仍然保持在30家左右。但是，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生活的逐渐富裕，特别是自1965年以来，受欢迎的日报的发行量大幅度上升。为了使岛上各地的报道迅速传送，安装了高速印刷机和传真排版机，从而使报纸的印刷能满足需要。到1980年，全岛四大日报（私营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台湾时报》以及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的发行量将近300万份。台湾全部日报的总发行量为400万到500万份，平均约每4人有1份日报。1各大报都预订了国际主要通讯社及台湾中央社国际部的新闻稿，因此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