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类似的林彪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由汤逎文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

  自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有对“四人帮”和林彪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9月—1981年1月）》。同样重要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辑的《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专集》和孙敦璠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1976年以来，一批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细叙述了他在1967年7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荣臻的回忆录在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至1973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撰写的《康生评传》。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陈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 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北京之春”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路。王希哲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对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于1986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