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152
还是承诺？》。
与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然而也有一些成果，参阅罗伯特·e.贝德斯基：《脆弱的协定：1978年中日和平条约的全球透视》；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中国与日本：新的经济外交》；罗伯特·泰勒：《中日轴心：亚洲的一支新生力量？》。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章，有新木内江藤：“日本和中国——一个新阶段？”（见《共产主义问题》）、“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见《亚洲概览》）；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政治”（见《中国季刊》）。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特别是中越关系的恶化）的有关资料既丰富又详细。特别引人注目的著作是纳严·詹达：《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另阅张保民（音）：《北京、河内、华侨和处在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柬埔寨》；威廉·j.杜克尔：《中国和越南：冲突的根源》；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罗伯特·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关于70年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再次出现的意义，塞缪尔·s.金的《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一书作了详尽的研究。关于对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经济方面的评析，参阅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艾伦·s.惠廷《70年代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有关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与改革本身同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论述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文章和书籍确实很多，但论述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却不得不依据数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问的资料。事实上，西方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集中在对农业、工业、国民总产值和其他许多项目的重建成就的估计上。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价值的著作。对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有价值的英文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之研究：概览”（见《亚洲研究杂志》）一文中的书目索引。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出版。这项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作国家机密。1979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0年代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不但有80年代的，而且有更早时期的。198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页，而50年代的主要统计资料《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乡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仅依据80年代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
与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相比，中日关系研究得还很不够。然而也有一些成果，参阅罗伯特·e.贝德斯基：《脆弱的协定：1978年中日和平条约的全球透视》；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中国与日本：新的经济外交》；罗伯特·泰勒：《中日轴心：亚洲的一支新生力量？》。关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文章，有新木内江藤：“日本和中国——一个新阶段？”（见《共产主义问题》）、“近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见《亚洲概览》）；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中的政治”（见《中国季刊》）。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特别是中越关系的恶化）的有关资料既丰富又详细。特别引人注目的著作是纳严·詹达：《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另阅张保民（音）：《北京、河内、华侨和处在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柬埔寨》；威廉·j.杜克尔：《中国和越南：冲突的根源》；尤金·k.劳森：《中越冲突》；罗伯特·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关于70年代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再次出现的意义，塞缪尔·s.金的《中国、联合国和世界秩序》一书作了详尽的研究。关于对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中经济方面的评析，参阅鲍大可：《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经济》；艾伦·s.惠廷《70年代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
第六章 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
有关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和著述是与改革本身同步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7年）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刚刚起步。论述六七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文章和书籍确实很多，但论述当前中国经济的著作却不得不依据数量有限且可靠程度大有疑问的资料。事实上，西方关于“文革”时期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文献资料都集中在对农业、工业、国民总产值和其他许多项目的重建成就的估计上。尽管有这些限制，但也不乏有价值的著作。对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有价值的英文著作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之研究：概览”（见《亚洲研究杂志》）一文中的书目索引。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政府又恢复了对官方统计资料的公布和出版。这项工作已中断了将近20年，这期间中国把所有的经济资料都当作国家机密。1979年统计工作的规模很小，进入80年代以来，规模就越来越大了。最有用的资料是国家统计局用中英文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该年鉴始于1981年，以后每年一版，收录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不但有80年代的，而且有更早时期的。198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共1029页，而50年代的主要统计资料《伟大的十年》（国家统计局编）只有200余页，且开本要小得多，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尚有数十种各部门的专门统计年鉴（如《中国农业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如广东统计局的《广东省统计年鉴》）以及许多专项研究资料（如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除这些统计资料外，依据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写成的英文著作也越来越多，有一些实地调查工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的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两项重要成果是吉恩·蒂德里克和陈毅远编的《中国的工业改革》和威廉·伯德和林青松编的《中国的乡镇企业：结构、发展和改革》。
在依据新获得的材料对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进行的各种研究中，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成果最多。根据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对改革前后农村的研究，参阅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展》。对1949年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进行的较广泛的经济分析（利用了一些新资料），参阅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仅依据80年代新获得的资料对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业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很少，较卓著者是巴里·诺顿的“三线：在中国内地保卫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