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中国进行的，其中一部分是由西德尼·甘布尔、莫顿·弗里德等西方人搞的，而大部分是由费孝通、林耀华和杨庆堃这些才华横溢的中国社会科学家搞的。这些学者的著作，著名的有西德尼·甘布尔的《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社会》；莫顿·弗里德的《中国社会的组织》；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的《金翅》。这些著作对了解共产党夺取政权前10年中国农村生活的经纬，提供了厚实的基础。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新政权压制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其理由是它们传播资产阶级的理论。除此而外，对像费孝通这样的极出色的学者也进行了悲剧性的迫害；压制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际间的了解。关于中国广大农民的经历的完整材料，外国人简直一点也得不到。

  中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地方志，经常以丰富的、引人入胜的章节来描述一个村庄、公社或县。可是，这些文献通常发行量非常有限，在中国境外是见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可以买到的中文文献，或者是在外国的图书馆里可以借到的中文文献，主要是有关农村的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是用一成不变的言辞对其进行赞扬的。它们被现实的政治路线所渲染，以致于没有多少普通农民对这些事件的真实想法的第一手可靠资料。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大量的报刊文章和书籍赞美山西省的一个生产大队——大寨，这个生产大队被认为是经济上丰产且具有革命精神的样板。这类著作中一本用英文写的优秀代表作，名为《大寨：中国农业的旗手》。但是，到了70年代末，邓小平及其伙伴们推翻了毛主义者以后，官方出版物宣称大寨的成功是虚构的，把大寨的英雄式的领袖陈永贵贬称为骗子。

  通过对一份《连江文件》的研讨，可以得到其使用的丰富的、直言不讳的资料的线索。该文件是一份有关福建省在大跃进以后的问题的地方报告，被台湾的文化特务搞到了，这类文献通常对外国人是保密的。这些文献现在已经被译在c.s·陈编写的《连江县的农村人民公社》一书中。

  然而，在这期间，即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出版的，而且能在西方找到的中文报纸、书籍、期刊，还是提供了大量线索，说明中国农村正在干什么。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西方的中国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筛选和解释这些线索。采用这种方法整理出来的关于农村生活的报告，最成功的是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埃兹拉·沃格尔：《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广州》；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维维思·舒：《过渡中的农民的中国》；杨庆堃：《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一个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中国乡村》。杨的两本著作把共产党执政前夕在广东一个村庄进行的人类学分析和对50年代发表的关于农村生活的谨慎分析结合在了一起。

  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采访了从中国去香港的移民。移民的谈话越来越多地补充了从中国官方出版物中获得的线索。然而，使用这种方法去认识中国农村生活的演变过程固然不错，但有一个问题：大部分移民是来自中国的城市，而不是来自农村。因此，当西方学者写到农村生活时，他们使用的资料充其量不过是二手资料，是那些市民（通常是来自广东地区）凭记忆叙述的农村生活。这些人在农村只度过一段时间（常常是不自愿地被下放到农村去的）。在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有许多主要是依靠这些采访材料写成的著作，约翰·c.佩尔泽尔的“中国大跃进后一个生产大队的经济管理”（载w.e.威尔莫特编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则是这类著作的佼佼者。到70年代初跑到香港来的人多了，这些人都在农村呆了很长时间。探寻这些人的住址和采访他们的方法都精细了，因而获得了一些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威廉·l.帕里什及马丁·金·怀特的《现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使用了量多质优的社会学分析，描绘了一幅广东省农村地区社会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