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梁漱溟先生学习
��泽东”加上“毛润之”才两个水,只好让他一筹,必须的。而毛泽东当时虽然生气,过后并不计较也。

  梁漱溟一生关注两大问题:人生问题,国家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在中国,是互相联系的。孔老师认为,作为1840年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谁要是不关心国家问题,或者号称只关心“普世价值”,而放弃中国的具体问题,那他就连一个“普世的人”也不配。我们把梁漱溟当作佛学大师也好,儒学大师也好,都不该忘记他首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是一个思想实践家。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参加国民党,都是为了救中国。后来退出国民党,组建民盟,也是为了救中国。梁漱溟通过观察思考认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而在自身。他到北大之前,在家里闲居了两年,大量研读佛经和佛学著作(跟鲁迅相似),19岁开始吃素,一度有出家之念,后来进一步看破,29岁那年结了婚。正像孔老师认为的,出家人未必是真和尚,特别是现代商业社会,庙里已经没有一个真僧,世上也没有一座真庙了。真正的好和尚,都拖家带口战斗在世俗的海洋里呢。

  梁漱溟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当博导,读了两年自费博士,24岁就被蔡元培请到北大当了哲学教授。现在很多糊涂人一窝蜂似的鼓吹“民主邪教”,他们不知道蔡元培当年之所以创造了北大神话,全靠“独裁专制”。蔡元培想请谁就请谁,想开除谁就开除谁,根本不用开什么教授会,也不用投什么狗pì票。层层负责,每个人用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自己的工作业绩。今天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办不好?原因之一是堂堂大学校长,连个门卫也指挥不了,想开除一个后勤的科长,都要先打听打听那家伙的姐夫是不是在教育部烧锅炉的。从评职称到卖馒头,万事无人负责,都是黑箱cào作,美其名曰民主,其实就是一堆烂柿子淹死傲霜花,80个庸才(包括5个汉jiān5个流氓)用投票的方式排挤陷害20个英才。蔡元培不问学历,不看出身,凭着自己的学术眼光,请梁漱溟到北大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自己一没上过大学,二没留过洋,对印度的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怕不能胜任”。蔡元培便说了那句百年名言: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也没有发现旁的人对此更jīng通。于是,梁漱溟就当了北大的哲学教授。

  蔡元培还干过更出格的事儿,他想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为了过教育部那一关,他亲自伪造了陈独秀的学历。都说造假不好,但如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去糊弄糊弄官僚,我看反而是个英雄,因为大学是为人民办的,不是为教育部办的!这样的神话在今天是不可再现的,因为即使有了蔡元培那样的伯乐,他也过不了教授们那嫉贤妒能的一道道鬼门关也。

  梁漱溟为人不左不右,半新不旧,所以往往能客观看人。比如他肯定陈独秀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指出“陈这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他跟李大钊也是好朋友,但那些共产党朋友谁也不曾介绍他入党,梁漱溟便知道“显然我这人条件不合。”他赞同胡适的白话文主张,但不佩服胡适的人品,“感到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灵魂的新人生、新思想,在他身上并不完备”。梁老师上课第一天,到校长室问蔡元培对孔子什么态度。蔡元培“沉吟地答道:我们也并不反对孔子,儒家的学说作为一门学问,是必须认真研讨的。”章士钊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不过“多才而多欲,细行不检,无所不为,甚为可惜,然其个性甚强,气概不凡,自有我所不及处。”

  梁漱溟在北大任教7载后辞去,是因为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总结当时的青年学生有两种,一种是堕落鬼混来谋取文凭的,一种是自尊自强却烦闷苦痛的。所以梁漱溟要在学校教育之外,另辟挽救青年的战场。可惜那时候没有博客,否则漱溟先生一定会开辟一个“梁博书院”的。

  从此梁老师就投身于乡村建设,奔走于山东、广东、河南、河北、江苏、山西等地。在那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旧中国,教育救国是远水不解近渴的,但禁赌禁毒、反对缠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