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靰鞡”，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jiān，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jiān，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