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决定栓住手脚。他希望在时机到来时作出自己的决策。

  他不用等待太久。梅奥诊所的手术失败了，5月，诺伊斯回到了帕萨迪纳。他躺在自己圣帕斯科大街住所的床上，女仆和一位长期的助手照料他。鲍林此时正忙于和莫斯基一起对蛋白质变性的论文作最后润sè，在诺伊斯最后的几个星期中探望过他两回；谁也没有提及他继任系主任这个话题。

  1936年6月3日，消息传遍了校园：亚瑟王过世了。

  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诺伊斯的保守克制、温文尔雅和慷慨大度扎根于19世纪；他所遵循的是一种正在迅速消逝的生活方式，慢条斯理，知书达理，知足常乐。不会再让学生驾着老摩西出游，在研讨会上不会再有可可饮料，不会再有密立根在悼词中所称的诺伊斯的“美好性格”。不会再有诗歌。未来属于不那么浪漫、更加务实、眼明手快的鲍林式人物——20世纪的人。

  诺伊斯在系里起到了协tiáo的作用，这一点在他死后充分显露出来了。教师们在过去一年中积聚起来的敌意现在变得公开了。一些教师认为，鲍林即便是在诺伊斯重病期间也把他bī得很紧，还有人对韦弗说，鲍林“以一种毫无道理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方式来困扰和纠缠（诺伊斯），强迫他承担起不可忍受的化学系领导任务”，这甚至有可能加速了诺伊斯病情的恶化。托尔曼、迪金森和雷西这些老教授在给密立根的一封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同感，并“建议”暂时将鲍林提升为系主任——新近又重新确定了职责范围，几乎没有任何权力——这只是因为他的研究工作对加州理工学院至关重要，尽管“我们对鲍林教授是否完全适合这一岗位深表忧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怀疑他是否有能力来制定政策，是否能够慷慨、真诚地待人接物。”

  这股反鲍林的情绪在诺伊斯的葬礼上表露无遗。荣誉扶棺者包括加州理工学院行政委员会的每一位成员，还有化学和化学工程系的每一位教师——唯独没有鲍林。鲍林对这种特殊做法感到狼狈万分，他找到密立根，要求知道为什么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密立根声称自己毫不知情，说名单是化学系定的。

  又一次侮辱接踵而至。葬礼后，正式宣布了系主任的任命——然而是托尔曼，而不是鲍林。这可能只是表示对前辈尊重的一种形式，因为托尔曼早就表明自己不堪此任，因此马上拒绝了，然而这实际上等于又打了鲍林一记耳光。

  最后终于把系主任的头衔交给了鲍林，但是鲍林对于此等羞辱怒不可遏，拒绝接受。他不及考虑后果，匆匆地给密立根写了一封简短而直率的拒绝信。他在信中写道，新的系务委员会结构意味着他要在没有实权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提议的7500美元的工资也太低。他需要学校作出支持化学系的承诺。而且，他希望得到的不光是系主任的头衔，还有诺伊斯的另一个头衔，盖茨实验室主任。他在8月10日把这封信交了上去，然后带着全家上俄勒冈度假去了。

  两星期后，他回到学校。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们的化学系仍是一团糟，恐怕在一切走上正轨之前我们还要碰到许多麻烦。”密立根原以为诺伊斯的死会让鲍林幡然悔悟，欣然接受系主任的任命；鲍林信中的语气让他大惊失sè，他拒绝把这封信交给行政委员会。这封信正是他对鲍林担心的明证：他太年轻，太缺乏经验，难以担当系主任的重任。太容易采取“独裁”的手腕。密立根拒绝给鲍林任何答复。

  鲍林和“长官”继续沉默地对视着，过了整整两个月，鲍林才眨了眨眼睛。在11月份，他再次要求密立根告诉他将会发生什么。密立根冷若冰霜地回答说，他在等待鲍林提出能使自己“满意”的机构改革计划。

  即便他们之间进行了谈判，也没有获得任何成果。1937年新年过去了，化学系仍然没有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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