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被洛杉矶黎巴嫩雪松医院开除了，其原因是，李普曼说道，“他们不喜欢我的政治信仰”，李普曼和鲍林不但是医患之间的关系，而且是莫逆之交。鲍林尊重他，不但在于他在肾科方面的研究——鲍林认为他是“全国最为年轻有为的科学家之一”——而且还因为，在鲍林退出国家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的日子里，他们两人对这一团体的目标持有相同的观点。

  鲍林对此事作了进一步的了解，很快就得出结论：李普曼已被列入黑名单。在一次非美活动tiáo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李普曼被指摘为有嫌疑的共产党人。几个星期以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处就停发了向李普曼提供的用于肾科研究的资助。接着，医院就炒了他的鱿鱼。鲍林很快写了一封信给医院的董事长，对医院董事会采取的行动表示“强烈的愤慨”。与此同时，他又参加了李普曼的一些病人和其他支持者举行的一次集会，准备组织抗议的活动。

  要是在早先几年里，鲍林很可能会高举火把走在李普曼的支持者队伍里，用比别人更大的嗓音，滔滔不绝地诉说有关方面对一位很有抱负的年轻人施加的不公正待遇，谴责右翼政治毁掉了此人的前程。但是，这一次他一言不发。当他看到他刚刚退出的国家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开始cào纵这些抗议活动时，他就抽身离开了。李普曼的辩护团邀请鲍林在一次公众抗议集会上发言，他婉言谢绝了，称他自己身体不适无法出席这一次集会。

  这是神经脆弱的结果，对于鲍林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已溶人自由派人士的大军，在沉默中企盼反共cháo流的衰退，耐心等待着时机，紧闭起自己的双chún，心底里却格外同情那些受到时代伤害的人们。然而，除了表示慰问外，他不愿采取更多的行动。他曾用一些迂回的方式发泄过自己的愤懑，并且还花了一些时间筹划成立一个非赢利性的基金会，“完全致力于发现和培养杰出的青年，使之成为思想开放的庇护所”，鼓励“自强、自信，并不为传统思维所束缚”，这就是他对李普曼那样的人表示尊重而采用的方式，但是，他的做法并没有成功。

  后来，他又找到了一种直达的支持方式。李普曼发现，那份黑名单已传到纽约。他在那里刚要开始一项新的工作时，就被解雇了。他又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带着绝望的心情来见鲍林。他征求鲍林的意见，怎样才能找到事情干。鲍林决定直接chā手这件事，在加州理工学院为李普曼设置了一个职位，让他担任他的研究项目的助理之一。这是悄悄地进行安排的，没有在公众中张扬。鲍林的良心得到了安抚，李普曼的工作也有了着落。不久，鲍林又用同样的办法安排了另一位很有才华的政治难友，此人名为托马斯·佩利，具有医学学位。鲍林录用这两个人作化学研究，别的方面不说，他们够不够格总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化学系中，引来了愈来愈多的人背后的议论。说实在话，鲍林这样干，并不是严格地出于科学研究的考虑，他是想证明，自己虽然在政治问题上可以沉默，但他仍然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但是，在1952年这一年里，他在政治上的克制，并没有使他能生活得更加自在些。在他写信抨击黎巴嫩雪松医院董事长解雇李普曼的做法以后，这位董事长向杜布里奇反映了这一情况。杜布里奇将鲍林叫去训斥了一顿。鲍林为了平息杜布里奇的怒气，向他提醒道，这是他个人的行为，并非是公开的政治声明。鲍林的名字仍列在联邦tiáo查局的治安监视名单上，洛杉矶的特工每天都要在《工人日报》上查看他的名字有没有出现。他们还通过安置在国家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委员会中的密探，监视鲍林在辛普曼案件中的一举一动，每隔六个月就向胡佛送一份完整的报告。1952年春天，鲍林的护照案已公之于众，一个联邦tiáo查局密探就曾报告说，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又再次讨论了开除鲍林的问题，这一次他们考虑是否要中断合约，并且用他年工资4到5倍的金额作为校方向他支付的违约金。后来，他的护照签发下来了，这个方案也就搁置了起来。随后，快到年底时，布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