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叶剑英传记编写组：《叶剑英传略》。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前，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高级官员的谈话记录也是珍贵的资料，它们都完整地发表在斯诺《漫长的革命》一书中。

  美国官员们关于本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著作也使学者们获益匪浅。这些著作包括：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动乱年代》；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见《外交事务》）；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资料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中共主要的新闻媒介，特别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关于重要的外交政策声明，《北京周报》亦有很高的参考价值。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恢复了1966年中断的探讨外交事务的重要期刊的出版工作。这些期刊包括《世界知识》和《国际问题研究》，这两种杂志都是由外交部出版的。要探讨外交政策的发展动态，美国政府出版的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和英国广播公司出版的《世界广播概要：远东》是两种基本的参考资料。美国政府出版的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的系列期刊中也有一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和资料。

  此外，邓小平的讲话（包括一些评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讲话）都收录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中。流传到台湾或西方的中国内部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可作为这些资料的补充。虽然有时候人们对这些材料的可信程度有争论，但其中的许多材料还是提供了发生重大政策冲突时的重要情况。收录了这些文件的两部书籍是：陈庆编：《中国与第三世界》；高英茂编：《林彪事件》。反映中国内部对敏感的外交问题进行争论的讽刺文章是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虽然有些学者怀疑其价值。关于此类资料的解释，请参阅肯尼思·g.利伯撒尔：“讽刺文章中反映出的外交政策争论（1973—1976）》（见《中国季刊》）；哈里·哈丁：“中国全球姿态中的内部政治（1973—1978）”，见托马斯·芬格等编的《中国对独立自主的追求》。

  尽管资料有限，学者们还是写出了关于某些具体事件和某些时期的一些专著和一些重要的多卷本著述。关于多卷本著述，特别请参阅约瑟夫·卡米莱里：《中国的外交政策》；戈兰姆·w.乔德赫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哈里·哈丁编：《80年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塞缪尔·金（音）编：《中国与世界：毛以后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迈克尔·亚胡达：《孤立主义走向尽头：毛以后的中国外交政策》。

  促成中美和解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苏发生军事冲突之后北京改变了安全计划。关于这个论题，参阅约翰·w.加弗：《中国决定与美国和解（1968—1971）》；哈里·格尔曼：《苏联在远东的军事集结和反华冒险》；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梅尔文·格托夫和汪永木（音）：《处于威胁下的中国》；萧铮和迈克尔·魏图恩斯基编：《中美关系正常化及其政策深意》；理查德·威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许多单卷本和多卷本专著还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全球战略环境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这些专著有：赫伯特·j.埃利森编：《中苏冲突》；班宁·n.加勒特和邦尼·s.格拉泽：《战争与和平》；肯尼思·g.利伯撒尔：《70年代的中苏冲突》；乔纳森·d.波拉克：《中苏敌对和中国的安全之辩论》、《联盟政治的教训》；杰拉尔德·西格尔：《毛以后的中苏关系》；道格拉斯·t.斯图尔特和威廉·t.托编：《中国、苏联和西方：80年代的战略和政治面面观》；苏吉（音）：《苏联对中国的想象及其对华政策（1969—1979）》；罗伯特· g.萨特： 中国外交政策：毛以后的发展》；艾伦·s.惠廷：《西伯利亚的发展与东亚：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