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魏晋被从神圣的祭坛上拉回到现世，仍然是一部经典作品，但已不再高高在上。西晋夏侯湛曾补写《诗经》，束皙也曾补《诗经》之阙诗，在汉儒那里，这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经学化的读《诗》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至少不再如汉朝时独统天下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谈到《诗经》，认为：“摛风裁兴，藻辞谲喻”，便是看到了《诗经》的“藻辞”和“谲喻”两方面。已经将《诗经》的文学本质放在了一重要位置，经学意味已经淡化了。在此情境下，对《诗经》“意”的解读开始回归。对于一般平民而言，人们与《诗经》的距离被拉近到对面，如促膝而谈，声情宛然。东晋王裒因父母双亡，每读《诗经·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幼劳”之句，便深有感触，“三复流涕”。超越儒教，直指人性。《诗经》中的人性关照与凡夫俗子的情绪相互感发，碰撞出一个个隐藏人性根底的亮点，如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死的思索，对美丽的追求，对知己的寻觅，等等。这也是本书所要阐发的内容。

  这一点，倒是一定程度上对孔子“诗教”观念的复归。孔子看《诗经》时，《诗经》还未被经学化，至少保留了一个卓越思想家对《诗经》原初文意的审视。

  孔子认为《诗经》可以陶冶情操。《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本为《鲁颂·駉》中的现成诗句，孔子借引之作为对《诗三百》的一个总评。贾谊曾说：“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言下之意，学习《诗经》可以让人方正不阿，得到身性的涵养。后世儒家在延承孔子这点时，过度拔高提升，让《诗经》俨然成为一部伦理教科书，读之索然寡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便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我们不排除《诗经》中隐藏的对是非善恶的评判与引导，但那并不是《诗经》存在的唯一目的。恋爱中的男女，热情如火如荼，也可不用顾及温柔敦厚，发出“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誓言；漂泊的游子，登高思乡，不妨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倾泻自己满腔的惆怅伤惋。《诗经》中的许多诗篇本就如此，无关儒教宏旨。

  《诗经》还要学以致用。《论语》：“不学《诗》，无以言”，其意思是指不学《诗》，处世立身、周旋应接的时候语词就会粗鄙匮乏，不能应对自如。 杨伯峻《论语译注》直接把这句话解释为：“不学诗就不会说话”，意思虽有些直接极端，但倒也说出其中些许意味。有些人交往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语词浅陋，不着边际，不但不会引起人的好感，还会令人心生厌恶；而有些人语词不多，但不经意处点出一句，则语惊四座，令人刮目相看；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出口成章，言辞烂若舒锦。虽然文化涵养并不是娴于辞令的唯一决定因素，但多读书，读好书，对于提高言语水平，应当是颇有帮助的。古人“赋诗言志”，以引用《诗经》为傲，我们不需人人都达到这种程度，但至少，我们要懂得别人的如是说是什么意思。

  将《诗经》社会功用阐述得最为清楚的是这句话，“《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是指感发意志，由诗中的具体意向引发无穷的想象力，引起欣赏者精神的感动与奋发；观是指考见得失，诗歌可使人通过诗歌内容了解作者心意，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群是指和而不流，诗歌可以引起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彼此感染，保持群体的和谐；怨是指怨刺上政，诗可以批评政治，表达民风、民情，当然，也可以表现自己的各种否定情感。透过《诗经》中的诗作篇章，品古人之幽情琐绪，阅古人之生活情状，倒也甚有兴观群怨之感。

  在“中和”的审美标准上，孔子最终揉合了文与意，倡导“文质彬彬”。金刚怒目是刚烈的美，捻叶微笑也是柔和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