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德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理论化学和应用化学的中心。坐落在柏林、哥廷根、慕尼黑、海德堡、波恩和莱比锡的著名德国学府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优秀青年，他们聚集到大师们的身边学习和研究：其中包括有机化学家费歇尔、拜耳、毕希纳和威尔士泰特；更不可缺少奥斯特瓦尔德、能斯脱、荷兰人范托夫和瑞典人阿雷尼乌斯。后几位科学家领导了一场革命，试图建立一门涵盖化学和物理的学科——物理化学。到1910年为止，前10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中就有5位来自德国——加上范托夫和阿雷尼乌斯，应该是7位，他们两人最重要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德国进行的。

  到1914年，德国染料的产量已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而且它在化学工业中的优势延伸到了许多重要的领域，如医药、炸药和农用化学品。美国对这些德国产品的依赖程度很高，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封锁切断了供应。这使美国工业家认识到，需要在国内进行化学研究并建立化学工业——特别是现代战争可能需要高性能的化学炸药和毒气。战后当鲍林进入大学时，美国每三个工业研究岗位上就有一个是化学师，每十二个美国大学生中就有一个学的是化学专业。一夜之间，化学研究从绅士的游戏变为一种积极向上的、纯粹的美国理想，既实用，又爱国——而且有利可图。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做一个科学家……是从中下阶级通向中上阶级的一条捷径。”鲍林热切地希望能够爬上这一阶梯。

  在俄勒冈农学院的前两年中，鲍林和矿产工程的学生上的是同样的课程，包括采矿业概论，炸药、锻造以及冶金方面的课程。他非常喜欢这些课程；他自小就对收集岩石很感兴趣，也曾在奥斯维加镇的废弃冶炼厂中进行过探索。他学会了使用锻铁炉，把烫得通红的铁块打造成马掌、钅朗头和小刀；学会了矿业化学师的技能，作吹管检测和火焰分析。他还到附近工厂作实地考察，与一同工作的工程师和化学师交谈。同矿产学校所有学生一样，鲍林是矿工俱乐部的成员。每两周一次，他参加俱乐部的聚会，一边喝着咖啡，吃着炸面圈，一边听专业人士的讲座。

  当然也有普通化学的入门课程，上课地点在农学院最漂亮的大楼里。这是一幢三层带塔楼的花岗岩建筑，原本是给农学系的，但在鲍林入校的时候，迅速壮大的化学系已经几乎占满了整幢大楼。一楼的nǎi牛和牲畜检测区被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化学教学实验室，装备着最好的仪器设备，四个区域同时可以容纳550名学生。定量化学和有机化学实验室也建造了起来。这座楼正式的名称是科学堂；到鲍林读书的时候，它已被称为“化学楼”。

  主持化学楼工作的是约翰·弗尔顿教授，矮壮的个子，满头蓬乱的白发非常抢眼。和当时农学院化学系其他教师一样，他算不上是一个学者——他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甚至连他自称的哈佛硕士学位也是杜撰出来的，鲍林后来发现了这一点——但是约翰·弗尔顿对学生却非常热心。尽管鲍林怎么也想不起他曾经从弗尔顿那儿学到过什么东西，但他总记得这位系主任后来曾借给他的三百美元，让他进入研究生院深造。

  学校也不乏好教师。由于不满足于指定给新生开设的化学，鲍林四处听课，最后发现了阮顿·柯克伍德·布罗迪。鲍林对他的评价是，“一位十分出sè、满怀热情的教师。”在第一年中，他一直上布罗迪的化学课，从而更加扎实地掌握了化学的基础知识。他也有幸找到了一位出sè的数学老师。在到科瓦利斯的首次火车旅行中，鲍林遇到了俄勒冈农学院数学系主任查尔斯·约翰逊，并当即决定所约翰逊上的每一堂课。他的直觉完全正确：听约翰逊讲微积分成了一种jīng神的享受。

  弗尔顿主管化学系，而弗洛依德·罗兰德在鲍林读完一年级之后负责更为专门的化学工程专业。鲍林说，他人“并不很聪明，但他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罗兰德是俄勒冈农学院为数不多的获得过博士学位的教授（而且是从依利诺伊大学相当不错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