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_155
  》;艾米·威尔逊、西德尼·格林布拉特和理查德·威尔逊编的《中国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和社会控制》;以及杰罗姆·艾伦·科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特别是第2章)。

  还有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居住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他们当时生活情况的生动画面。材料特别丰富的是德克·博德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伊曼纽尔·约翰·赫维的《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贝弗利·胡珀的《北京内幕》;米哈伊尔·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拉尔夫和南希·拉普伍德的《中国革命纵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斯文·林奎斯特的《危机中的中国》;鲁思·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的《在外国人眼里》;罗伯特·罗的《逃出红色中国》;彼得·卢姆的《1950—1953年的北京》;包柏漪的《第八个月亮》;威廉·休厄尔的《我在中国的日子》;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的《思想革命》;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埃斯特·周英(音)的《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玛丽亚·严(音)的《宏大的园地》以及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的《走进暴风雨》。m.伯纳德·弗罗利克的《毛的人民》一书中的一些描写和陈若曦的《尹县长的被处死》中的虚构故事,描述得同样栩栩如生。众多记者的报道对于评论中国城市在特定时代的环境同样有用,例如: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在苦海中生存》;詹姆斯·卡梅伦的《红衣官员》;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罗伯特·吉莱恩的《六亿中国人》;弗兰克·莫里斯的《毛的中国的报告》;弗雷德里克·诺萨尔的《北京快讯》;鲁思·赛德尔的《丰盛之家》;威廉·史蒂文森的《黄风》和罗斯·特里尔的《铁树开花》。画册和导游书也对中国的首都有出色的描绘,例如:胡佳(音)的《北京今昔》;奈杰尔·卡梅伦和布赖恩·布雷克的《北京:三个城市的故事》;弗利克斯·格林的《北京》;藤彦太郎的《北京》和奥迪尔·凯尔的《北京》。

  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

  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资料是发表的书籍(小说、剧本、短篇小说集、论文、理论著作及诗刊)和文学杂志。最近几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发行每个年度的获奖作品选集或者其他新的文学作品选集。在毛以后的时代,期刊如雨后春笋。早期创刊的杂志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现又复刊的有《人民文学》(刊载创作性作品)、《文艺报》(理论性探讨)、《文学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它们都倾向于代表自己既定的观点。在发表新作品方面更勇于冒险的是《收获》、《十月》、《当代》;特别是省级办的刊物,像广东的《广州文艺》和《书评》,湖北的《湖北文艺》、《长江文艺》,辽宁的《鸭绿江》,《安徽文学》和《上海文学》。有关剧本方面的专业杂志包括《剧本》、《戏剧报》和《上海戏剧》。电影方面的有《中国电影》。新诗的主要期刊是《诗刊》、《星星》和《诗探索》。《文艺学习》、《文艺研究》和《读书》刊载重要的评论文章。上海图书馆编辑的《全国报刊索引》是一份期刊索引,每月出版一期,包括文学杂志。上海的《文学报》则是一份时事通讯周刊。一些大陆的地下出版物自1980年开始被台湾翻印成丛书——《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由台北的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出版。

  密切注视中国文学发展情况的香港刊物包括《九十年代》、《动向》和《明报月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通讯》。关于当代文学的论文时常出现在《亚洲研究》、《中国文学、论文、文章和评论》、《当代中国》和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台湾的新作品主要发表在《纯文学》、《中外文学》、《现代文学》、《台湾文艺》和《幼狮文艺》等主要杂志上。